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石油工业的家底很薄,只有甘肃玉门、陕北延长、新疆独山子等几个位于西北的小油田,除此之外就是四川几个气田和东北地区的几个人造油厂。
1949年中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多吨,其中天然油7万吨左右,人造油5万多吨。中国石油工业的技术和装备十分落后,地质勘探、 钻井和采油的技术人员十分缺乏。
除此之外,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十分恶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技术封锁和油品禁运,我们只能得到苏联和东欧少数几个国家的援助。
(一)、石油工业五十年代的发展
党和政府对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非常重视,早在1950年就组建了石油工业的管理机构——石油管理总局,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成建制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以充实石油工业的建设力量。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发展石油工业的策略是“大力勘探天然石油的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
当时中国尚未发现大型油田,资源勘探是石油工业的首要任务,发展人造油生产则是解决石油供应短缺不得已的措施。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的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克服了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下、材料设备靠进口等一系列困难,有了较大的发展。
50年代,石油工业部组建了规模庞大的资源勘探队伍,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勘探,陆续在新疆克拉玛依、青海冷湖和四川多处发现了天然油气田。
到50年代末初步建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玉门油田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到1959年玉门油田已建成一个包括地质、钻井、开发、炼油、机械、科研、教育等在内的初具规模的天然石油工业基地。
在炼油方面,先后建设了上海、克拉玛依、冷湖、兰州、大连等8个年加工能力为10~100万吨的炼油厂。
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145.7万吨,比1949年增长 11.4倍,其中天然油和人造油分别达到86万吨和59.7万吨。
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4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
1959年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四大类油品的产量达到234.9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 40.6%。
石油职工总数增加到14.1万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4.6万人,增加了 8倍多;技术装备水平也有了提高,开始形成了一支石油产业大军。
总之,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石油工业在储量、产量、产品品种等方面都实现了显著的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初具规模的能源产业。
虽然石油工业的发展成绩巨大,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
石油工业部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
1、原油和油品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国内燃料供应十分紧张。
1957年在全国很低的消费总量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则高达 62%。当年为进口石油花了 1.34亿美元,占国家进口用汇总额的7%。
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的销售量为504.9万吨,其中自产的仅205万吨,自给率为40.6%。
2、中国石油工业的几乎全部天然石油基地和主要加工能力都位于西北,远离东部经济较发达的主要石油消费地区,加大了石油供需矛盾。
1959年,98%的天然原油产量和61.7%的原油加工能力在陕、甘、青、新四省区,而90%以上的消费量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布局很不协调。
尽快在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在东部主要石油消费地区,找到足够的后备储量,是当时石油工业的主要任务。
(二)、大庆油田的发现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大庆油田的发现!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石油工业发展战略、战役和战术三者完美结合的产物:石油勘探重点向东部地区转移是战略,石油工业部组建松辽勘探力量对松辽平原进行踏勘是战役,而最终通过钻井发现大庆油田则是完美的战术结果。
50年代中国石油工业勘探和发展的重心都在远离经济中心的西北地区,但是以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地质学家根据地质理论指出我国东部地区的地质结构也具备生成石油的条件,在东部地区也可能存在大型油田。
1958年,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石油勘探要从战略上选择突击方向,要对松辽、华北、东北、四川、鄂尔多斯等地区多做一些工作。从此,石油勘探的重点开始向东部转移。
余秋里将军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调集大量的勘探队伍进入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拉开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序幕。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是地质部、中科院和石油工业部各方共同合作的结果。
1、理论基础:中国地质学家打破“中国贫油论”
以李四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在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论”,为石油勘探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通过分析我国的地质条件证明了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他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了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
1956年,李四光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从理论的角度阐述我国石油储藏的范围,为加快石油勘探步伐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2、组建松辽勘探力量,进行详细勘探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石油部在松辽石油勘探大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机构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组建了地质详查队、研究队、钻井队、重力队、测井队等各类勘探队32个。
地质部则调集力量组建了地质部物探局东北石油物探大队,包括4个地震队、3个重磁力队和3个电法队。
从1958年开始,地质部与石油部互相配合,各按分工进行了大规模的石油地质普查。
3、发现油田——松基3井
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在1959年完成了松基1、2井和杨101井3口井的全部钻探施工,根据这些勘探成果,石油部进一步调整了这里的勘探部署,决定在高台子构造上钻松辽盆地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号。
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正式开钻。当钻至井深1050米处时开始取岩芯,取出的油砂含油饱满——这是发现油田的重要信号。
根据这一情况,石油部康世恩副部长在广泛听取意见后决定,为了争取时间提前发现工业油流,将松基3井提前完钻转入试油。经过试采证实松基3 井产油稳定可靠,能够长期保持稳产。
松基3井出油成为发现大庆油田的基本标志!
1977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松基3井的发现,被列为国家特等奖。1982年7月,国家科委表彰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地质、地球物理科学工作者。
在松基3井的旁边,大庆人筑起了一座极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这23位地质家的名字。他们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世聪(地质部),张文昭、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建、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石油部),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中科院)。
(三)大庆石油会战
松基3井的发现只是证明松辽盆地下面有油田,但是这个油田面积有多大,石油储量有多少,开采潜力有多大都不清楚,需要投入更多的勘探力量获得更多的钻探资料才能回答。
1960年2月,石油部确定把大庆石油勘探作为解决石油资源问题的突破口,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这就是大庆石油会战的由来。
石油工业部为什么要组织石油会战?
因为当时中国石油工业勘探、建设的力量都还很薄弱,要尽快探清大庆油田的储油情况、尽快开发大庆油田,就必须集中石油工业部所有的力量。
余秋里部长在会上说:“我们搞石油勘探,既要勇于解放思想,又要敢于有根据地断定问题。有充分根据而不敢作判断,就无路可走,就会一辈子落后。现在国家迫切需要石油,大庆资源又比较可靠,地质情况也搞得比较清楚,改变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在此一举。只有下死决心,背水一战,倾家荡产,全力以赴,才能很快拿下这个大油田。”
会战的目的是为了调集所有的力量,尽快完成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工作,尽快生产石油解决国民经济的油料供应问题。
石油工业部对会战的部署是:
第一,进行大规模的钻探。
在已探明的200多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四周,向外扩展。在2000平方公里的构造范围内部署钻探,以求迅速探明油田的面积和储量究竟有多大。
第二,在已经探明的储量面积内,选择一两块地区,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采试验。
第三,在大庆构造带的外围继续寻找新油田。
在大庆构造带以外的附近地区,还发现有许多好的构造,储油的可能性很大。准备用一部分勘探力量,有选择地进行钻探,以期找出新的油田。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石油工业部集中了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的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要的采油、地质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两千多名科技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石油工业部抽调的人员都是精兵强将,而且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作气地拿下大庆油田。
大庆石油会战自1960年5月开始,至1963年底,历时三年半。
在此期间,会战职工冒严寒、战酷暑,取百家之长,走自己的路,既认真总结我国在玉门、新疆、青海、四川油田勘探的经验,又参考苏联、美国等国勘探大油田的做法,立足大庆油田的实际,坚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闯出了一条高速度、高水平进行油田勘探、开发的道路,取得了丰硕的会战成果。
大庆工人仅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探明了含油面积86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6亿吨的大油田。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开发建设了面积146平方公里、年产油能力达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并为国家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1.3%,对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家对大庆油田的投资累计7.2亿元,同期大庆油田的财政上缴为10.7亿元,除回收全部投资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达3.5亿元。
三年半的大庆石油会战,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大油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1963年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是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从开始在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到发现大庆油田,仅用了五年时间,这是中国石油勘探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大庆油田的发现不仅扭转了石油工业的被动局面,加速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进程,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理论,有力地破除了中国陆相地层“贫油”的观点,改变了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评价。
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原油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上1亿吨打下了基础。
从2003年开始,大庆油田面临资源接替、高含水、自然递减等问题,原油产量出现下降。但是大庆油田突破关键开发技术,依靠逐渐完备的储备技术,在接下来的12年时间里,实现持续稳产4000万吨以上。
时至今日,大庆油田仍然保持着年产原油3000万吨以上,油气当量4000万吨以上。
到2023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5亿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6%。 这座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64岁老油田创下了历史新纪录。
(四)大庆油田发展的启示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在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发现石油。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规模足够庞大的石油工业队伍,到50年代末石油职工总数就已增加到14.1万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4.6万人。
石油工业的勘探队伍不仅庞大,而且获得了足够的人力、物资和资金支持,一直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勘探,并先后在青海、新疆和四川发现了多个油气田。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只要地下有石油资源,那么找到就是迟早的事。
50年代石油工业之所以未能完成计划目标,主要原因不在组织能力,而在于勘探的方向集中在西北。
幸运的是,以李四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用理论指出了中国油气储藏的前景,并指出了中国石油勘探的方向。
当石油工业部将勘探重点转移至东部地区时,大庆石油的发现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余秋里将军领导的石油工业部,在发现大庆油田后立即组织了大庆石油会战。
石油会战得到了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支持,石油工业部调集全国的勘探和采油技术力量,用最短的时间就掌握了大庆油田的资源情况,并建成了相当规模的采油产能。
正是有了石油工人的贡献,中国在60年代就解决了石油自给问题,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又扫清了一个障碍。
70年代末,中国的石油产量超过1亿吨,并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换取了宝贵的外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石油成为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商品,当前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量达到5亿吨左右。
中国每年的石油产量维持在2亿吨左右,这2亿吨产量是中国能源的底气所在!
参考资料:
1、《中国石油通史-卷三》
2、《余秋里回忆录》
3、《百年石油》
4、《大庆油田建设五十年》
5、《大庆文史资料第一辑:大庆油田的发现》
6、《大庆文史资料第二辑:大庆石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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